時鐘撥回到半年前。2015年12月18-21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今年將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并將其細化為“去產能、去庫存、去杠桿、降成本、補短板”五大任務。

這一改革由黨的經濟工作會議提出，但具體落實還有賴于國務院系統(tǒng)。從這個角度而言，國務院常務會議(以下簡稱國常會)成為觀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落地情況的重要窗口。

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，截至7月14日，國務院常務會議共召開24次，設置議題(不含其它議題)共計64個，平均每次2.66個。

另據本報記者梳理，共有22次會議涉及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，占會議總次數的九成。涉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議題共計29個，占所有議題的45%。其中，補短板的議題最多，其次為降成本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24次會議中，共有15次會議提到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”的字樣，占比約三分之二。

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”出現15次

據本報記者梳理，截至今年7月7日，共有15次國常會提到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”的字樣。舉措包含簡政放權、化解鋼鐵煤炭行業(yè)產能過剩、加快科技成果轉換、促進民間投資、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等。

去年12月23日召開的國常會也是唯一涉及到去杠桿議題的會議。

據社科院李揚等人的研究，截至2015年底，我國債務總額為168.48萬億，全社會杠桿率為249%。結構上，居民部門債務率在40%左右，金融部門債務率約為21%，政府部門債務率約為40%，非金融企業(yè)部門債務率高達156%。

業(yè)界認為，去杠桿主要是去企業(yè)部門的杠桿。發(fā)改委財金司副司長孫學工6月底在國新辦吹風會上表示，為了穩(wěn)定經濟增速，可以通過結構上優(yōu)化杠桿分布降低企業(yè)杠桿，即政府和居民部門可以適度加杠桿，幫助企業(yè)部門去杠桿。

漲價“去庫存”背離初衷

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中，去產能和去庫存的指向相對明晰，議題數量均為兩個。

1月22日的國常會提出“去產能”的目標：在近幾年淘汰落后鋼鐵產能9000多萬噸的基礎上，再壓減粗鋼產能1-1.5億噸，較大幅度壓縮煤炭產能。此外，嚴控新增產能。

數據顯示，2016年6月原煤、鋼材、水泥的產量分別為2.77億噸、1.01億噸、2.23億噸，相比去年12月產量的變化數額分別為-0.4億噸、0.05億噸、0.25億噸。

顯然，三者中只有原煤產量下降。而在當前鋼鐵價格有所上漲、地產市場回暖的情況下，央地之間去產能的博弈還會繼續(xù)。

去庫存主要針對房地產的庫存。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允許農業(yè)轉移人口等非戶籍人口在就業(yè)地落戶、建立購租并舉的住房制度等方式化解房地產庫存。在這半年間的國常會也有兩個議題相呼應。

其中，戶籍制度的改革牽涉利益太多，并非易事。但由于今年上半年房地產市場回暖，房地產行業(yè)去庫存效果明顯。國家統(tǒng)計局的數據顯示，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積71416平方米，相比去年末減少437萬平方米。

但是這一去庫存的成果是建立在一線城市房價大漲、二三線城市房價普漲的背景下。而這有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去庫存的初衷。

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，要鼓勵房地產開發(fā)企業(yè)順應市場規(guī)律調整營銷策略，適當降低商品住房價格。

引入社會資本補短板

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個任務中，降成本和補短板的細分種類豐富，因此國常會涉及到二者的議題較多。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統(tǒng)計，涉及降成本、補短板的議題數分別為9個、15個。

降成本方面，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、清理中介收費、降低稅費、融資、社保、電價、物流成本等諸多措施。

半年來召開的國常會議題亦多次涉及到這部分內容。如簡政放權、推進商事制度改革有助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。稅負方面，3月18日，國常會決定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，預計今年將減輕企業(yè)稅負5000多億元。

4月13日，國常會提出降低企業(yè)社保繳費費率和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，預計每年可減輕企業(yè)負擔1000多億元。6月15日，國常會提出清理和規(guī)范各方面過多過繁的保證金，將盤活建筑業(yè)企業(yè)近萬億元資金。

半年間的國常會中，補短板則涉及到中西部教育、鐵路、農村電網、消費品升級等內容。7月7日的國常會提出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，根據會議簡報，這一短板指向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。

此前半年間，國常會已有兩次提及民間投資。6月22日的國常會表示，促進民間投資是利當前更惠長遠，不僅有利于穩(wěn)增長、保就業(yè)，更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。

國家統(tǒng)計局的數據顯示，今年1-6月民間投資增速下降至2.8%，低于固定資產投資增速6.2個百分點。民間投資增速與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之間形成的“剪刀差”繼續(xù)擴大。

“民間投資能否回升取決于兩點：一是經濟下行情況下民間投資是否有盈利空間。 二是未來政策預期是否鼓勵民間投資。比如投資財產是否有更多保護措施，預期清晰才能真正帶動民間投資。”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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